这两年，黑龙江的鹤岗因为超低廉的房价在全国一举闻名，其实我老家，同在东北的辽宁阜新，房价也同样“诱人”，四五万完全可以买一套小两室。这个曾经享誉全国的“煤电之城”，因煤炭资源丰富而兴起，也因煤炭资源枯竭而逐渐衰落。2001年，阜新被国务院认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在这个城市的荣光聚散之间，也有我们家四代人的浮浮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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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祖籍黑山县，外曾祖父是当地的私塾先生，曾与发妻育有一儿一女，发妻去世后，才又娶了外曾祖母。奶奶出生于1940年，几岁时，村子发大水，一家人不得不向西逃往当时人口稀少的阜新。
逃难时，一家人兵分两路，一路是外曾祖父夫妻俩带着他们的老父亲，另一路则由奶奶同父异母的大哥带着他们几个小孩子。为了避免被抓走充军，他们将自己伪装成要饭的乞丐，往往是白天赶一天路，晚上找人家借宿，饭还没端上桌，人就坐着睡着了。所幸途中一家人没有死伤或失踪，最终“殊途同归”于阜新。
当时的阜新，煤矿已经是“支柱产业”——1936年，“满碳（伪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在阜新成立矿业所，随后几年间，其下辖的8个“采碳所”，年产煤量达到几百万吨。采碳所只有少量负责管理的日本员工，煤炭的开采主要还是依赖廉价的中国劳工，像奶奶家这样迁徙而来的难民、流民，构成了矿工的主要来源。
外曾祖父在矿上谋得了一个薪资不高的会计职位，外曾祖母在家操持家务。后来奶奶又添了几个弟妹，一家十几口，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我奶奶从七八岁就瞎了左眼，我舅爷说，那时家里有亲戚即将病逝，我奶奶就在跟前玩儿，亲戚去世前吐出的最后一口气喷到了她脸上，“那是人一辈子积攒出来的毒气，沾上了肯定会瞎掉的啊”。但其实奶奶当时患的是角膜炎，由于家里贫困，医治不及时，才导致了失明。
1948年3月18日，阜新解放，各矿坑均收归国有，过渡十分平稳，一家人的工作与日常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震荡。
也正是从那时起，阜新市走上了它的荣光之路：1953年，新中国建成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露天煤矿——阜新市海州露天煤矿——正式交工，其地质储量上亿吨，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此外，在“一五”期间，阜新矿务局还先后开工建设了五龙立井和新邱立井，基本形成了年产千万吨的煤炭生产格局，成为全国四大主力煤炭生产基地之一。
阜新依托煤炭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地质勘探、工程设计、矿井建设、职工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一片欣欣向荣。
矿上工资高、待遇好，给工人发劈柴票和煤票，还会给结了婚的工人分房。外曾祖父后来就在新邱露天矿做会计，他和很多在矿上工作的人一样，希望家里的子女能够进入这一行，继承自己的衣钵。
为贴补家用，奶奶小学没毕业就辍学打工，作为矿工子女，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新邱煤矿“背大筺”——将从矿底开采出来的煤块搬到运送煤炭的火车上，一个筐里能装五六十斤煤，每天要往返百八十趟。矿上夏天没有东西遮挡，毒辣的太阳把工人的脸和肩膀晒到脱皮；冬天气温能达到零下二十几度，早上带去的盒饭中午打开都结了冰。
虽然长得又瘦又小还瞎了一只眼睛，但奶奶干活从不落后，她筐里煤装得最满、每天往返次数最多，成为了矿上唯一一个女性“五级工”，每个月工资61块8毛4。这个收入在当时足够养活一大家子了。就这样，奶奶年轻时供弟弟妹妹上学，成家后养育了3个儿女。父亲说，那时家里是邻里间第一个买电视的，一到晚上邻居都挤来看电视，“屋里坐不下，你奶就干脆把电视机搬到屋外头给大伙看”。
后来奶奶还当上了矿里的三八队队长，矿上曾经发给过她一朵近1米高的大红花和一本红皮的光荣手册。那本手册曾躺在我家的抽屉里，被我盖满了玩具印章，可惜后来搬家找不到了。80年代，由于字写得漂亮，奶奶被抽调到矿上的医院做总务工作，一直干到90年代退休。在这期间，她被评选为阜新市的劳动模范，还曾担任过两届区人大代表，那曾经是整个家庭的荣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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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跟爷爷相识于60年代末。爷爷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当了2年的侦察兵，退伍后被分配到新邱粮站工作。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带着个两三岁小女孩的爷爷，经人介绍，娶了当时因为眼疾一直未婚的奶奶，没多久，就生下我爸爸和姑姑。
在矿厂上班的奶奶，个性强势，做事雷厉风行，除了做饭，几乎包揽了家里家外的大小事务。乐得清闲的爷爷，除了管好家里一日三餐，经常出去喝酒喝到烂醉。奶奶说，因为喝酒的事情，“不知与你爷爷吵了多少次架”——但爸爸却告诉我，奶奶从不当孩子面与爷爷吵架，他小时候觉得自己父母关系还不错。
当然，爷爷的个性乖张与不靠谱，我爸爸也是领教过的。他初中毕业后，由于体育成绩不够，与高中失之交臂，只能在考中专和考技校之间做出选择——从中专毕业的都是国家干部，归组织部管，从技校出来的分配进厂子，归劳动局管。在爸爸中专考试报名之前，学校校长来到家里，跟在粮站工作的爷爷要一袋大米。我爷爷当时正坐在家门口摇蒲扇，听见校长的请求，大手一挥，干脆回绝。于是，我爸爸在校长的“运作”下失去了那年中专考试的报名资格，只好去念了技校。奶奶知道这件事之后，大骂爷爷“王八犊子”。好在那个年代读技校也是个好出路，家庭风波很快就平息了。
日子虽然吵吵闹闹，但奶奶的生活总归也算安定——稳定的工作、渐渐长大的孩子们、不错的工资收入，还有相处得极为融洽的邻里乡亲。
变故发生在80年代末的一天。那天奶奶下班回到家，爷爷就已经做好了一桌子的菜，见她回来，还从炕边端来热好的二两烧酒。可刚给自己满上，胡同口突然驶来一辆警车，两个警察下车，将爷爷带出了家门。
在我听说这件事时，爷爷已因病去世，奶奶也已经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我曾经向爸爸、姑姑、姨奶等各路亲戚隐晦地打探过爷爷入狱的原因，但他们都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最后打听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他替领导顶了包，二是说他酒后性侵了一个弱智少女，但无论哪一种，都未能得到证实。
爷爷入狱前期，为了把他救出来，奶奶跑遍了所有机关单位，找遍了所有能找的人，给他们送烟送酒，甚至磕头下跪。她一辈子不曾求人，那是她唯一一次对别人点头哈腰，但并没有换得什么结果。后来，奶奶不再去监狱探望爷爷了，基本上从不写信，她一个人既要上班，还要拉扯几个还在上学孩子，生活的重担已将她压得喘不过气来。
7年后，爷爷出狱。在监狱的那些年他是怎么捱过来的，至今无人知晓。或许是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快要退休的奶奶还是重新接纳了他。爷爷丢了粮站的工作，托人去了一家工厂看大门，闲暇时就种一种家门口的小菜园子，周末去矿厂附近拣些碎煤渣子供家里烧火用。我爸爸兄妹几人也都相继从学校毕业，有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还算体面的铁饭碗。不过，他们没有像奶奶那样子承父业进入到矿厂工作。
自80年代以来，阜新市的煤炭资源已经开始枯竭。新邱三大矿之一的兴隆矿进入衰老报废期，而当年在报道上曾经被大张旗鼓作为荣耀宣传过的“可以以惊人产量持续产出42年”的海州露天矿也即将迎来它的第40个年头。从那时开始，新邱矿的年产量从百万吨骤降至十几万吨，大量的设备与人员被闲置，“煤电之城”的荣光逐渐走向末路。自此以后，阜新市的城市GDP一直稳居辽宁省倒数第一的位置。
等到找工作时，爸爸他们兄妹3人都避开了煤矿厂：大姑去了粮站的后方工厂做糕点，小姑在我奶奶退休的医院做了护士，而我爸爸则进了百货公司做劳资工作兼任出纳。他在工作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也是技校毕业，当时在精密齿轮厂工作。两人只谈了半年恋爱就迅速领证结婚了。1999年，他们生下了我。
就在他们以为一生都会这么平稳度过时，变故又一次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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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国务院正式将阜新市确定为全国第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阜新市矿厂的破产重组也在随后的几年间渐次进行，引发了矿工下岗潮。在当时，经常会有下岗矿工及其家属拦车堵路和集体上访的事件，吵架闹事与各种家庭悲剧更是时常出现。
实际上，在矿工主体下岗之前，1992年开始的国企改制早已经开始动摇了阜新人对稳定生活的美好愿景。截至2000年末，阜新市共有下岗、失业职工15万人，居全省之首。
我们家最早受到下岗冲击的是大姑。她作为“大集体”职工在90年代中期就“买断”了工龄。曾在纺织厂管劳务的伯伯说，从1998年开始，他们的厂子就已经被“托管”了。托管期间，工人不上班，每月发放100元左右的基本工资，单位给投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托管期3年。当时国家有政策，1年工龄，阜新市给补偿金312元，工人需要在3年之内依靠补偿金和最低基本工资独自完成由铁饭碗向自谋职业的过渡。
当我问爸妈，他们在下岗之前是否对国家的政策有所了解、是不是已经对未来有了充分的准备和打算？他们却说：“当时厂子里也没贴公示啊啥的，我们对那下岗政策根本啥都不知道，再加上自己人脉也不广，就人家说啥是啥了，稀里糊涂地随大流就下岗了。”
2002年，我爸妈都下岗了。我爸爸去了一家塑料厂干原料加工，每天起早贪黑，一个月也就800块。由于对塑料过敏和腰肌劳损，干了两年后，他不得不辞职。我妈妈依靠上班时从夜校学来的手艺，在我家街对面租了铺面开了一家洗衣店，爸爸辞职后，两人便一同经营，爸爸负责手洗，她负责缝纫。
也就是在那时，为了照顾我，奶奶放弃了自己的职务，随爷爷一同从新邱搬到阜新市区与我们一家同住。搬家时，奶奶将一座约20公分高的汉白玉石毛主席雕像也带了过来，这座雕像已经在我们家摆了近20年。
平时照看我时，奶奶总是喜欢同我讲她过去的荣光岁月，而最常提起的是她在大连疗养的时光：60年代，新邱露天矿的效益大幅提升，矿工们的福利待遇也越来越好。当时厂里会奖励大部分员工前往大连疗养几个月，员工们不用花钱，工资还照开。
“在那块儿，我们住小楼房，天天吃白米饭，房子的窗户就正对着大海，每天没别的任务，就是去海边玩儿。”每次提起这段经历，奶奶的神情都十分骄傲，因为那是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纯粹的快乐时光。
刚经历过下岗潮的阜新面临着两种景象的张力与错格，一边是失业找不到工作的下岗工人，另一边是拔地而起的KTV与歌舞厅。国企改制养肥了一批吃政策红利的老板，富起来的老板帮扶了一批失足妇女走上发家致富之路。当时我家就处在这小城的“红灯区”之中，手机还没有普及前，我家洗衣店里装了一部固定电话，1分钟1毛钱，要是多说，3分钟4毛钱，常有些女人过来打电话联系客户。洗衣店外面有一个修车摊，一溜的“摩的”在街边等着拉活。修车摊旁总是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有卖猪肉的黑帮大哥，蹬三轮的下岗大爷，还有楼上的痴呆老头跟他老伴，他们坐在小板凳上，聊天乘凉，偶尔还打打扑克。
开洗衣店能挣点小钱，但我们家的日子仍旧过得紧紧巴巴。于是经朋友介绍，我爸爸去了一家钢结构厂学习做电工，妈妈则继续在家经营洗衣店。几年后，妈妈攒下钱，买下了洗衣店的店面，我白天在店铺外玩耍，晚上回家里睡觉。我们家两室一厅，爷爷奶奶住在次卧，我与爸妈住在主卧，我的单人床和他们的大床之间用一个书架隔开来——长大后我一直很困惑，他们在那段跟我同住的时间里要如何解决生理问题。
爷爷奶奶搬过来后，每天都结伴出去遛弯，每次回来爷爷手上都会拿着很多捡回来的废品，我爸妈跟他吵了无数次架，但他依旧我行我素，最后我爸妈索性随他去了。爷爷的手很巧，那些废品都被他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工艺品，摆满了他与奶奶的卧室。他曾经用废弃的橡胶圈做了两根拐杖，一根给自己，一根给奶奶，管自己的那根叫“龙杖”，管我奶奶的那根叫“凤杖”。他还用废弃铁丝和木板做了一架弦琴，每天用拨片弹琴唱歌，逍遥自在，自成一派。
在一个周末的午后，当时才上一年级的我闲着无聊跑到爷爷奶奶的卧室去玩。爷爷一脸神秘地告诉我：“我昨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狐大仙给我算命，她说我能活到76岁。”当时爷爷只有65岁，我拔着手指头算，觉得距离76岁还有好长好长的时间，长到仿佛那一天根本不会到来。后来在2015年，爷爷去世了，我算了算，正好76岁，不知是巧合，还是命里早有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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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阜新市学生卖淫的事件因为一篇网上的帖子进入公众视野，警方捣毁了当地几个网上卖淫窝点，还对一些强迫少女卖淫的“鸡头”展开了抓捕。我家附近的歌舞厅开始渐渐消失了，第二年，那片“红灯区”就被整改成了早市一条街，曾经的灯红酒绿被清晨包子铺上腾起的热气取代，下岗后蹬三轮拉活的大爷们成为了那条街白天的主角。
阜新市矿务局在探寻转型与变革之路，但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反而进一步加速了矿厂的倒闭与破产。2005年2月14日，孙家湾煤矿海州立井发生特大瓦斯事故，造成214人遇难。同年6月，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的海州露天矿因资源枯竭而正式宣告破产，上万职工被迫下岗，人均获得安置费两万元左右，除了2000余名职工被安置到煤矿资产变现后重组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其余职工均需自谋生路。
与煤矿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奶奶，记忆也从那时开始衰退了。只是忙于生计的爸妈并未将此放在心上。奶奶一辈子忙忙碌碌惯了，住在我们家时也一刻不得闲。她每天不停地擦拭着家里的桌子柜子，用手掌清洁地面，尽管无数次被我爸妈说没有必要，但她依旧乐此不疲。
白天我在家的时候，她总会拉着我说话，她听我讲发生在学校的故事，我听她说过去的事情。她的每件事我都听了不下十遍，我讲的每件事，她必然要重复提问一个问题。当时我才上小学，对老年痴呆没有任何概念，只是有时会觉得不耐烦，这时，奶奶会神情沮丧地用手敲自己的头说：“都怨我这个破脑袋。”不过大多数时候，我并不介意重复讲或者听一个事情很多遍，毕竟闲着也是闲着，与奶奶聊天，总会使我乐在其中。
爷爷依旧喜欢喝酒，每天晚上他都会温一小瓶白酒，切一个软桃，“饭后一个桃，活到九十九”。
洗衣机逐渐普及后，洗衣店赚不到钱了，妈妈转行开了小吃店，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晚上10点多钟才能收工，以此换取每个月几千块钱的收入。爸爸学成了电工，跳槽到一家环保公司工作，那家公司只有他一个电工，他不仅包揽了所有电器活，还要不时出差做工程项目。
2011年我升上初中后，由于太过劳累，再加之人手不够，妈妈关掉了小吃店，去了一家商场打工。为了我学习方便，爸爸与爷爷奶奶商量，将对街的店铺重新装修一下，让他们搬过去住，他们同意了。
于是，我搬到了爷爷奶奶之前的卧室，那些爷爷用废品做的工艺品都被当成破烂扔掉了。爷爷奶奶搬走前的那个晚上，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饭，搬离新邱以来从未喝醉过的爷爷，那晚喝醉了。他摇晃着身子从椅子上跌坐到地上，手里还稳稳地抱着我的小收纳盒。后来妈妈对爸爸说：“爸肯定是故意装喝醉的，他还是不愿意搬，要不然怎么可能摔到地上还记着手里抱住他孙女的盒子。”
2013年，阜新市发布了取缔市区内营运三轮车的通告，成千上万辆三轮车被销毁，那些蹬车的大爷们都不见了踪影，曾经热闹的修车摊也变得冷清了起来。搬到对街的爷爷奶奶，依旧每天上街遛弯，爷爷还保持着捡废品的习惯，只是没再见到他把它们做成工艺品了。每到周末，他们就回到我们家洗澡换衣服，然后到楼下的超市打一斤白酒，那是一个礼拜的存量。
那段时间，总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人来敲我家门，把我们家当成了他哥哥家，解释了多少遍也不听。起初我还十分害怕，后来索性就不再理会。初二的一个假期，临近中午，敲门声再次响起，我依旧不应声。没一会儿，敲门声就停止了，我没当作一回事，继续写作业。晚上，妈妈回到家，她从爷爷的口中得知，奶奶走丢了。
她和爸爸着急忙慌地出门找人，还报了案、找了电视台，在两小时后我们接到远房亲戚的电话，说奶奶就在他家附近。那地儿距离奶奶走失的地方有20余公里，奶奶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天，口中一直念叨着要“回家”。
爸爸妈妈白天不得不上班挣钱，家里条件有限又请不起护工，他们担心奶奶再次走失，也怨恨爷爷居然在奶奶走失后还能气定神闲地坐在家中。在与两位姑姑商量后，他们决定将店铺的门在外面反锁，爷爷奶奶从此失去了外出遛弯的自由，也很少再上楼来我们家了。爷爷最后一次来我们家，在我卧室的白板上用草书写了一个阜新的“新”字，那个字我很长时间都舍不得擦掉，从此以后，我所有的“新”字都使用了那种写法。
自从爷爷奶奶被反锁在房间里后，就淡出了我的生活。我有辆自行车，不好扛上楼，只好锁在店铺里，上学时爸妈会一早从店铺里帮我拿出来停在街上。有段时间，爸爸上班摔断了腿，妈妈骑车不小心出车祸脑震荡住进了医院，我只好自己去取车、放车。爷爷盼望着这一刻，他总会提前站在门口，在我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冲出来。但我拼命地把他推回房间，迅速锁上门，仅存的那一丝愧疚也在骑上车不一会儿就消散了。
那时的我正过着紧张的中学生活，努力学习，拼命去实现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的梦想——离开阜新，离开东北，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对于爷爷奶奶的渴求与期盼，根本无暇记挂于心。
那间店铺有些潮湿黑暗，爷爷奶奶似乎就藏身其中逐渐腐烂。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奶奶基本认不清楚人了，才想起带她上医院去检查。由于对小脑萎缩和阿尔茨海默症缺乏了解，一直以为奶奶只是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下降的我们，直到她的病症已经发展到晚期，才第一次收到医院的确诊书。我们买来了药，一顿又一顿地喂她服下，但却依旧难以挽回她正在快速衰退的记忆力。
平日，奶奶只是不停地、重复地用含混不清的语调述说着自己年轻时的矿上往事，而嘴上最常念叨的一个是外曾祖母，一个是“成宇”——我爷爷的名字。爷爷的身体还算硬朗，尚能照顾她，她一反原本的独立与谨慎，变得格外依赖爷爷，无论爷爷去哪，她都要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两年后，爷爷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再也无法走路，瘫痪在了床上。由于爸爸上班挣的工资更多，妈妈只好辞掉商场的工作，回家来照顾爷爷奶奶。我正上高中，繁重的学业使我无暇顾及其他。除夕夜，我们一家在爷爷奶奶家吃团圆饭，时隔近半年，我才再一次见到了躺在床上、双眼空洞无神的爷爷。我不知道疾病给他带来了怎样的痛苦与折磨，我只知道他早已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尽管妈妈每天喂他吃饭吃药，给他端屎端尿，拉着他做复健，但依旧无法阻止他生命的流逝。
2015年的那个暑假，准备升高三的我在学校补课。一天我回家吃午饭，路上遇到爸妈，他们告诉我：“你爷爷去世了。”说罢就匆匆坐车驶向了医院。我一个人继续走在路上，仿佛被抽离了情感，直到泪水不受控制般涌出。
我后来不止一次想过，那天的敲门声是不是来自爷爷，他是不是在发现自己的老伴走失后赶忙跑来求助。如果我当时问一句，而不是装作家里没人，奶奶是不是很快就能被找到，爸妈和姑姑们就不需要因为担心奶奶走丢了而把他们的房门反锁。如果房门没有被反锁，他们就可以每天继续出去遛弯，或许，他们就不会在那间屋子里腐烂，直至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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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去世没多久，奶奶也因为脑血栓瘫痪在床。妈妈刚刚送走了爷爷，又要继续来照顾奶奶，她的个人生活早已被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生活彻底掏空。
一个晚上，我同她聊起个体自主性的问题，她说：“我再也没有年轻时候的那种闯劲儿了，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干啥，不管干啥都觉着特别没意思。每天就对着你奶，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除了看看电视剧打发点时间，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啥了。有时候就感觉，自己已经跟这个社会完全脱节了。”我好像突然理解了她在我感叹生命虚无时的愤怒，那击破了她的完满生活的幻象，我还有多种选择可以尝试，而她却无处可逃。
2016年我考上大学，到了北京念书，实现了离开阜新的梦想。小城里的人和事也早已淡出我的视线。海州露天矿在破产后，市政府在矿坑处建立了遗址公园，但到目前为止也基本上只是作为市内中小学校的参观研学之地，并没有真正起到吸引外地游客的作用。
为了带动城市经济的正向增长，阜新市也开始大力发展房地产业，自2010年起，大量高楼在短时间内拔地而起，但由于年轻人口的大量流出，阜新人对住房的需求远抵不上其楼盘的扩张速度。2014年后，部分楼盘的售价甚至已经跌破千元的大关。大量新房在建成后被闲置，甚至很多楼盘还未建成，开发商就已经卷款跑路，只留下空荡荡的吊车与未完工的烂尾楼。
2018年暑假，我回到老家，突然发现大街小巷上贴满了标语，“长子情怀”作为“新时代辽宁精神”成为飘荡在阜新市上空的昔日荣光的魅影。但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知道，这座城市是如何一步又一步地走向衰败。
如今，奶奶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前后做了几次手术，已经无法坐起身来。全家人都做好了她随时可能去世的准备——或许这不仅仅对我们家人，对她自己也是一种解脱。妈妈依然在家操持，每天给奶奶打鼻饲、做雾化，想尽办法让她更舒适一点。爸爸换了一家环保公司做电工，工作辛苦，但他说自己“身体还硬朗，能多挣点钱就多挣点，省得以后给你添麻烦”。而我，已经做好了研究生毕业后留京或南下的打算。
20余年过去，旧的建筑被拆除，新的建筑拔地而起，阜新在艰难地换着新装。那些矿厂与国企早已远去，一同飘远的还有几代人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